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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u8au看不了_丁集婚纱小镇:一个产业转移样本
2020-01-11 13:09: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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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u8au看不了_丁集婚纱小镇:一个产业转移样本

au8au看不了,现在的“90后”新娘偏爱款式新颖、质量上乘的婚纱,却不喜欢买,更偏好租。占据婚纱业半壁江山的虎丘婚纱一条街里,婚纱作坊在总体需求变少,又难以达到设计要求的困境中勉强生存。今年5月苏州的安全整治之下,大部分婚纱从业者的故乡安徽六安丁集镇成为新的婚纱小镇,一场婚纱业的产业转型提前开始。

记者/刘畅 摄影/黄宇

丁集镇里做婚纱外贸的电商老板(黄宇 摄)

北京cbd商圈建国门外大街的soho商城里,筹备婚礼的人徜徉在琳琅满目的礼服馆之间。每间小店里,新娘面对镜子轮番尝试20多套婚纱,她的新婚丈夫和父母在一旁提着意见。即使最热的月份,店里也不会断了生意。白领新娘来礼服馆前,也许耳闻过苏州虎丘的婚纱一条街,但当他们掂量手中的婚纱时,不会想到这些婚礼时穿半天的衣服,是安徽六安市丁集镇婚纱作坊里的农村姑娘工作近一周的成果。

丁集镇距soho商城900余公里,2018年11月一个清晨的7点钟,徐东从小镇的雾气中醒来。镇里南北一条主街通到底,婚纱加工厂散落在撑起小镇的四条东西岔路边。徐东和工人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过泥泞的公路,赶到两个礼服馆大小的作坊里。挂起的婚纱、占据整面墙的镜子被八台缝纫机、一个剪裁台,以及成堆的原料取代,更多原料和成衣放在二层。

徐东和工人都是本地人,他们早上7点开工,中午休息1小时,干到晚上7点。虽是老板,徐东和老伴儿却一刻也离不开作坊。剪裁、缝纫、贴花是婚纱加工厂里的基本工序。机工缝制衣形、将装饰缝上布料。徐东的老伴儿用电焊焊上辅料上的花,他则负责剪裁,既剪裁最初的布料,也修剪成衣的裙摆。他店里的婚纱批发价普遍在1500元左右,展示在虎丘婚纱一条街的儿子开的实体店里,通过经销商的手,出现在北京soho商城的礼服馆里时,价格翻了至少三个跟头,出租一天3000元左右,单买则要6000元。

这个价格链条中,徐东原本能从每件婚纱中获得30%左右的利润,家乡的加工作坊相比虎丘婚纱一条街,每个工人的工资每月就能省2000多块钱。但今年下半年工人的工资连续上涨两次,现在每月7000多元,原先13个工人又走了两个,目前利润减半。

一切变化都始于今年下半年。实际上,即使在婚纱业做了十多年,徐东在6月之前,也难以想象家乡会突然冒出数百家婚纱企业。婚纱的大本营始终在丁集400多公里外的苏州虎丘。

距虎丘风景区百余步之遥、占据虎丘路两侧十余条街道的虎丘婚纱一条街在上世纪80年代只有两家苏州本地人开的婚纱店。那一带小桥流水风景好,80年代末影楼兴起,许多人到此拍照,服装店的老板就想到改成婚纱厂,结果生意好得不得了,就开始雇人帮工。

丁集镇里的婚纱作坊(黄宇 摄)

“丁集人赶巧是最早的工人。”已过花甲的许昌应是当年丁集人赴苏州打工的元老,1991年与同乡一起到苏州打工,而今七成商户是安徽人,其中的七成又是丁集人。“我们镇里只有农业,外出打工是唯一的出路。一般男人做瓦匠,女人做机工。苏州是离我们最近的发达地区,婚纱厂挣得多,亲戚带亲戚,我们渐渐便都去那边了。”

缝纫技术和销售流程学个两年就能会,缝纫机那时3000元一台,干几年能攒够,工人学会技术后几万块钱租间民房,一家子带两个亲戚就能做起来。小作坊做大,吸纳更多学徒,同时,也伴随学徒不断“毕业”,自己开店。

“原先有丁集镇始发的长途车,直达苏州。每天两班,早上四五点钟开,下午三四点到;晚上六七点钟开,到镇里已经是第二天凌晨。”徐东最早便坐在那班长途车上。许昌应回忆,从丁集来虎丘的人,即使不是亲戚,问个熟人就能知道是哪家的孩子。2013年前后,他们突然发现虎丘做婚纱的生意人几乎都说家乡话,丁集镇5万余户籍人口中,近一半都来到这里。

丁集人“搬迁”虎丘的过程中,虎丘婚纱起初只在周边的城市知名。商户们抱着婚纱,在绿皮火车上一坐一礼拜,到全国各县市,租下当地最好酒店的会议室做婚纱展示厅,向乡镇推广。虎丘婚纱逐渐以物美价廉在全国闻名。“加工作坊是核心,为了最大限度降低运输成本,作坊下面就是实体店,布料店和辅料店也开在一起。”许昌应目睹了各地经销商、散客和打工者蜂拥而至,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应运而生,“原料从浙江、广东送来,从虎丘发往全国各地的影楼和私人手中。”

随着2013年后电商崛起,作坊的老板能与全国各地的客户联通,店面每年数万元的租金也省了,不临街乃至居民楼的二三层里,只要能开作坊的地方,都有婚纱企业出现。发展至今年上半年,虎丘路两旁沿街的四层小楼,一层是实体店,二层是作坊,三层用来居住,街巷深处则底层是布料店和辅料店,楼上更有三四百平方米的大作坊,整个街区机器的轰鸣声终日不断。这里的2000余家婚纱企业,输出了全国90%的婚纱。

直到苏州今年5月的“3·31”火灾隐患百日大整治。

“3·31”整改后冷清的苏州虎丘婚纱一条街(黄宇 摄)

近一年来,苏州屡遭群租房起火引发的重大火灾打击,自去年年底开始全面治理,今年5月开展为期100天的集中整治。虎丘婚纱一条街的婚纱作坊,将销售、生产、居住集中在一幢民居里,分布又极为密集,是典型的“三合一”场所,极易发生火灾,引起伤亡事件。婚纱一条街所在的茶花村是头号督办对象。而即使“3·31”行动开始后,婚纱一条街北侧的三花二村仍发生了火灾,导致5人死亡。

苏州市采取雷霆行动,几天内虎丘便安静下来。“我们被强制要求搬走。卡车晚上进城,我们夜里搬,把空调、冰箱统统运上车,原料甚至新衣却只能当作废品处理。”5月底开始的忙乱重回徐东的脑海,“卡车一辆接一辆,人都坐在街边,像逃难一样。婚纱厂搬走,配套的布料店和辅料店跟着搬迁。”虎丘婚纱一条街如今路边店面的广告牌被拆除,实体店仍在,但楼上已无人做工,街巷深处更是人去楼空,被房主贴起出租房的告示,只有墙上如拼贴画一般已无法清理的招工信息,泄露出曾经的喧闹。

百日整治的消息出来时,丁集镇政府奔赴虎丘,同商户和姑苏区政府洽谈。丁集镇分管招商的副镇长张文武告诉本刊,他们看到虎丘风景区周边,许多与婚纱一条街相似的民房已经拆迁,而婚纱作坊的收入大都进了自己的腰包,对苏州的税收贡献小,又从姑苏区得知百日整治并非百日,而是长期的措施,判断小作坊不会再回来了。

镇政府在虎丘开招商会,向商户许诺政策优惠,招揽丁集人回家,同六安当地开发商合作,规划1400亩土地,建设婚纱产业园。两个月间,1万余在虎丘的丁集人回到家乡,首批预售的350亩厂房,三天便被抢购一空。镇里除了500余家婚纱加工厂和电商,还有100余家布料、辅料店,婚纱小镇初具规模。

但相比虎丘,2000余家婚纱企业减到四分之一,而原先赴虎丘打工的安徽之外的人,来丁集的不到一成,加工作坊和布料店、辅料店又相互分散。在虎丘时每日忙得脚不沾地的辅料店员,在镇里整日与手机视频为伴,下午5点便关门大吉。因搬迁的波折,依靠实体店的商户今年亏本已是各家的共识。

可在虎丘婚纱一条街对面的天赐虎丘婚纱城,乃至婚纱一条街一公里外的虎丘婚纱城大楼里,仍有近百家婚纱门店驻守,更有大型婚纱工厂驻扎在苏州周边。安全整治看似“飞来横祸”,背后却是消费者对婚纱款式要求越来越高的背景下,产业转型的提前来临。

郑贤军在自己的婚纱厂里检查婚纱制作(黄宇 摄)

来自苏北的吴娥今年7月随大部队来到沿途被扶贫标语装点的丁集镇,是少数外来者之一。她到镇里时,与她同行的1万余人,已使得镇里民房的房租从一年5000元涨到1万多,商铺从每年两三万涨到五六万。房主之间、租户之间恶性竞争,屡有出租合同违约的情况。当地政府委托此前一直为外出的丁集人提供家乡政策信息的丁集网,借助网站的影响力引导房主和租户。丁集网的工作人员把均价发布在网上,又吓唬房东说,若租户违约就不给办营业执照,租户开不了店,房子也就租不出去。软硬兼施下,房租保持平稳。

吴娥也在他们的帮助下,2万块钱一年租到了临街的商铺。前面做加工,后面有厨房,她和5名工人租住在附近。她每天裹着花棉袄,在工人制成型的婚纱上缝花,塑料小凳上一坐一天。

自打被老板从纺织厂里“挖”到苏州单干,吴娥已在婚纱业摸爬滚打了十多年。起初跟着老板,学会手艺后,自己也开了小作坊,一直专心做加工,老板负责销售。虎丘婚纱一条街整治后,她的老板把实体店搬到无锡,固定客户锐减。她的婚纱卖100多元,每天作坊里可以生产20余件,却抵不上近一年工人工资和原料价格的上涨,每件成本几近百元,生意早已大不如前。吴娥难以计算每年自己缝出多少婚纱,但却对刚过去的两个月印象深刻,“往年十一之前起码加班一个月,每天最晚加到夜里12点,今年加班加得最少,零零散散也就十多天,加到晚上10点多也就完了。”

她的作坊与徐东的作坊一街之隔,徐东家的工人一边干活一边聊着街里街坊的闲话,徐东刚上学的孙子也在厂房里玩耍。吴娥的作坊里女工戴着耳机,作坊大多数时间被缝纫机声淹没。搬到丁集前,吴娥的作坊里有7名工人,是虎丘婚纱一条街里小作坊典型的规模。她和工人们从苏州来到偏僻的小镇实属无奈,虽然她的老板能以二三百元的价格把婚纱卖出去,但制作婚纱的格局仍停留在七八年前。类似的小作坊,早已挣不出整改后苏州婚纱店面的房租。

“占据全国九成份额的虎丘婚纱里,大部分属于中低档,占到全国婚纱的七成左右,批发价300元一件居多,500元到800元次之,1000元以上寥寥无几。”不到40岁的林坤在2008年来到虎丘做学徒,6年后开起自己的店。虽然年轻,但他既是虎丘婚纱协会成员,又是婚纱一条街商户微信群的群主,中小商户都愿听他的。他发现正是在自己学徒期间,婚纱业出现巨变。“婚纱对于新娘来说是一次性的,但对影楼来说却是消耗品,所以影楼始终是婚纱业的最大客户。即使现在有礼服馆、经销商、零售的份额,影楼的婚纱仍占到一半以上。”

影楼更多为拍照,图可以修,对婚纱质量和款式的要求往往很低。从上世纪80年代直到七八年前,不论在哪个城市,新人使用婚纱的方式几乎相同,在影楼拍完婚纱照后,还免费向影楼借一天的婚纱参加婚礼。“以前上海婚纱摄影器材展是全年婚纱款式的风向标,2月份的展览会决定上半年的款式,6月份的展览会决定下半年的款式。”林坤回忆,参加展会的企业大多是广州的知名品牌,但虎丘的小作坊会仿造,仿得八九不离十,价格又便宜,大批经销商便蜂拥到虎丘来。“那时不需要考虑板型,只要生产出来就能卖掉。2003、2004、2005年的上海婚纱展销会开幕的前后三五天里,批发的销售额就能有百八十万。躺着就把钱赚了。”

不过相比其他服装,婚纱作为礼服,对象和功能的单一性尤为明显。生活水平提升之后,人们对婚礼的要求越来越高,对婚纱的期待也水涨船高。2013年以后,专营出租婚纱的礼服馆,从影楼为筹备婚礼的新娘随便提供一件婚纱的功能分化出来,除了新娘穿的婚纱,又出现出门纱、伴娘服、敬酒服。在礼服馆的带动下,大城市里婚纱的批发价普遍从两三百元涨到五六百元,伴娘服等礼服的批发价在两三百元左右。传递到北京普通的影楼,便是千余元的价格。

虽然只租一二十套婚纱的礼服馆,比动辄需要上百套婚纱的影楼量小,质量和款式的要求却高得多,客人用脏了的婚纱会卖到影楼继续用。“礼服馆倒逼影楼不断更新款式,”林坤开店后不久,便转向开拓晚礼服市场,他发现婚纱的迭代日益频繁。“最直观的感受是,原来的款式一卖好几年,现在几个月就成旧款了。经销商来到虎丘,总觉得各家店里的款式都大同小异,问有没有新款。每半年更新一次款式的展会再也没有参考意义,婚纱厂普遍两三个月就得更新一遍款式。”

婚纱的设计团队显得日益重要。许昌应在2013年后转入高档市场,平均每件婚纱批发1500元以上。他的儿子带着设计师常年在广州,借鉴出口品牌的款式。他凭借早年的积累,2012年时便开始回到丁集,盖起自己三层楼的婚纱厂,一楼机器绣花做辅料,二楼储货,三楼缝纫婚纱。如此体量,远非虎丘的小作坊能够比拟。婚纱一条街上的商户告诉本刊,“正常一个板房需要配备一名设计师、一名打板师、一名车缝工,两名手工钻珠打样的工人。除了板房本身的开支,一名设计师的工资一个月肯定要一两万,总共加起来一个月要10万左右的开支。”

女工在许昌应的婚纱厂里用机器绣花(黄宇 摄)

婚纱产业兴盛时,这些成本微不足道,但原先的销售模式早已被打破。“除了零售之外,批发的经销商和大型影楼也都到虎丘直接拿货。虎丘那里的小作坊因此一直按需生产,与婚礼一样,除了最热的6、7、8月外都是旺季。此前影楼的婚纱一季度一换,对婚纱的需求源源不断。”林坤说,三五百元批发价的婚纱,八九个工人的作坊一天能做四五十件,加起班来一天生产80件也没问题。“但近三年因为婚纱款式更新得快,影楼以前成批换,现在为了节约成本,一件一件换。”

虎丘众商户发现,近两年大城市旅拍流行,又带动专业婚纱拍照工作室的兴起,分化影楼的客流。影楼的生意更加不好做,影楼老板更倾向用旧款式应付,原先一季度一换,现在普遍扛两个季度再换。而与“80后”新娘婚礼喜欢买一套自己的婚纱不同,现在的主力“90后”新娘更实际,偏爱只租一天婚纱参加婚礼。

“这些因素叠加,婚纱整体需求变动,尤其是低档需求锐减,传递到加工作坊,就是近三年来中小婚纱企业的冷清。”面向影楼的中低档婚纱和礼服的加工作坊仍占绝大多数,除了模仿,没有设计能力,甚至婚纱店的名字也只是盲目跟风,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任时,就把店取名“奥巴马”,特朗普上台后,又把店名换掉。在林坤的印象里,工时的变化是衰落最明显的证明。“原来除了淡季,虎丘的小作坊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到10点多,近一年七八点就结束了。现在小作坊一年的产值普遍不到百万。”

不到百万的产值意味着,稍有变动,中小婚纱企业便难以在苏州维持。“三四十平方米的店面,租金每年七八万,每个员工每月工资7000元左右。刨去所有工人的工资和原料成本,100万产值利润顶多20%。这20万的利润要保证作坊老板一家在苏州的生活。”林坤知道,大部分婚纱作坊在“3·31”整治前,早已处于维持生计的水平。“婚纱城的店面大多七八十平方米,还有公摊面积,每年租金近20万,他们支付不起。”

一部分人因无法留在苏州市场而退出婚纱业,一部分人扎堆来到丁集。对于后者来说,丁集将成为婚纱业的主战场之一,它既是市场震荡时期的“缓冲带”,又是产业转型的试验场。

丁集镇赴虎丘做婚纱的元老之一许昌应(黄宇 摄)

本刊记者造访徐东的作坊时,他正忙着找人修理堵住的排水管。镇上的泥泞也源于全镇更换排水管道,这是婚纱企业搬来后的配套设施升级。徐东自小也没见过镇里如此热闹。

丁集镇出了主街就是农村,是当地的水稻重镇。原先年轻人外出打工,镇子更像个大集市,主街上零星的建材店、饭馆,补充村里老人的日常需求。婚纱企业搬回来,小镇上往来的人多了一倍有余,周边农村被带动起来。“以前蔬菜种多了没人吃,农村的地荒着。商户多了以后,村民重新种地,拿菜到镇上卖。”张文武整日忙着扶贫,“镇里的婚纱作坊工人的工资一个月七八千,村里人干上半个月就脱贫了。而村里老人以前就聚在一起打牌,现在偶有婚纱厂找到老家人帮着穿婚纱上的珠子,老太太都抢着做,抢到活儿的还要给介绍人提成。婚纱企业回来后,外包的活儿家家有份,一天最多能挣四五十。”

在当地政府看来,像原本便两条腿走路的徐东那样,在虎丘、丁集都有规模不小的加工作坊的人毕竟是少数。方兴未艾的婚纱小镇能让产业链条运转起来,最根本的依托是电商。十余个快递点和四个仓储中心扎进小镇的每条街道,每个快递点都堆满货物。实际上,500余家婚纱企业中,近八成是小作坊结合电商的模式。

郑贤军是当地人树立的标杆。1997年,他14岁赴苏州打工,是拿着婚纱到全国各县市推广的“功臣”之一,也跻身最早做电商的婚纱商户之列。“2008年时,我是全国第七十几个注册电商的婚纱企业,想着尝试用网络让全国都能知道我的店。”与许昌应类似,郑贤军从2012年开始在丁集建厂。他如今有三栋楼,一栋自己做,剩下两栋出租,还直接做起物流的生意。“我在虎丘婚纱一条街上也有店面,‘3·31’整治后,我把它彻底关了,但生意完全没受影响,我今年仅‘双11’当天的订单便有400余单,每件衣服的利润平均有30%。”

但入行甚早的郑贤军有厂房和专业的网站、物流团队,定位中高档婚纱,同样依靠电商的小作坊难以企及。对婚纱的需求越来越精细、市场越来越规范化的情况下,电商不是救命稻草。电商在虎丘养活了民居深处的小作坊,把更多人拉进来的同时,也加剧了小作坊模式的隐患,同样的模式在丁集也将走同样的路。

“中小企业要从低档婚纱的窠臼里跳出来,才能获得更多利润,以往提升制作工艺的方式是慢工出细活。制作低档婚纱时,手工排花,车工车一下便发货了,而高档婚纱从选料到剪裁、到车缝都有讲究。熟练工至关重要。”林坤在虎丘整治之后,也把加工厂搬回镇里。街边婚纱加工作坊外都贴满招工的启示,而更令他整日焦头烂额的是工人的素质。“以前镇上人少,工人够用,现在家家招不到工。用人稀缺,工资与虎丘持平,素质却远不如苏州。虎丘的工人能踏踏实实干一天,镇里的工人却时不时要回家,家中来亲戚就要请假。”

原本的升级模式难以为继,林坤应用了全新的途径。一年多前,他转入单件批发千元以上的高档市场。那时他引进三台机械化仪器到自家厂里,用电脑排版,机器裁衣、缝珠,尝试了一把生产流程上的产业升级。“一两万一台的机器不贵,但这样生产出来的衣服,有不同规格的标准板型,而且只要一个点位上定了圆珠,生产出来的1000件衣服都能保证完全一样。”林坤生产出的标准化产品,使他能够在虎丘安全整治后,把实体店从婚纱一条街搬到虎丘婚纱城的大楼里,面向零售。“更为重要的是,用机械制造出来的婚纱,成本比手工制作的成本低了30%,我做一件婚纱需要500元,他们就要700元。”

“辅料的绣花工艺在20多年前就是机器标准化生产,难道婚纱就不可以吗?”林坤虽是丁集人,但他更佩服东北企业等“后起之秀”,他们一开始便在厂房里规模化生产,在丁集的中小企业举步维艰时,年产值上亿元。林坤在那些大厂里见到婚纱业最先进的自动裁床,却仍不满足。他发给我一个视频,一辆类似大客车的西服定制车里,客人穿上紧身衣扫描一下,服装厂里便几乎同步生成了量身定制的板型。最熟练的制板工一天的工作量简化为20秒。“只要是衣服,板型就是生命,婚纱业一定会走服装业的路。”

那是长久的愿景,林坤目前正在微信群里谋划小商户合伙,他不愿放弃苏州市场,也深知中小企业无力单独承包厂房、购买设备,希望小企业整合为大企业,合力经营,帮助婚纱产业进入智能化生产模式。而丁集镇也深知小作坊的弊端,在产业园里规划集中的加工区、仓储区和展示中心。自吴娥来到丁集,便立刻认购了未来在丁集镇婚纱产业园100平方米的厂房。但面对目前厂址上的荒地,她仍在观望。

(文中吴娥、徐东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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